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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次翻书,看到写书的人自我介绍的部分,心里就忍不住纳闷——“这些家伙,除了从一个大学毕了业、再从一个研究所毕了业、再进了另一个大学去教书之外,他们这辈子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没发生过吗?”

  对很多爱写书的蛋头学者来说,事实的真相,恐怕正是如此——他们的人生,除了分别用A大学、B大学、C大学来当坐标之外,的确没有更理想的标点符号了。

  然而,不可否认的,这些人会这么心甘情愿、而且理直气壮、而且与有荣焉的,勇敢把以大学为坐标的人生地图,公布在大家的面前,一定是因为——这么几所大学的名字,总能够代表些什么吧,总能够证明些什么吧!

  是啊!大学的名字,到底能够代表些什么?到底能够证明些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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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的问题,一旦被提出来,就好像是当着气象播报员的面,问他那张看起来很了不起、实际上模模糊糊的卫星云图,到底是在搞什么鬼一样。

  我有位好朋友,是美国一所叫“哈佛”的大学的博士。我这好友,在爱情上过得不顺利,大家就总会努力帮他找些可能的对象。

  可是每次到了要安排见面时候,他就会很干脆的回绝:“嗳呀,人家不会对我有兴趣的啦!”

  这时就必定有人会加油打气:“没兴趣?!是哈佛的博士耶!怎么可能没兴趣?!”

  我这好友也就必定会回答:“哼!博士又怎么样?!哈佛又怎么样?!”

  是啊。气象播报员,自己开口了——

  “哈佛又怎么样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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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自己从一进大学开始,就觉得——“这个地方不对劲”!

  当然并不是说有鬼。有鬼没什么不对劲,很多大学都有鬼。

  不对劲的,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学生,还有大部分老师,表面上都煞有介事,骨子里都恍恍惚惚,不知道大学到底是个干什么的地方。

  我的同学,多半表现的态度是:大学,是人生第一次没有人盯在后面管的地方。

  我的老师,多半表现的态度是:大学,是老师唯一不用盯在后面管的地方。

 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。事实上,大学的消极功能,本来就有一大重点是培养互相尊重的原则: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,学科与学科之间互相尊重。

  不过,我会感到不对劲,是因为这种“大家不管大家”的局面,竟然就是“大结局”了,接下来,没有了。

  大家不管大家,就是这样了,你被当掉也没人管,你不好好教书也没人管。

  连人格展示的机会都没有,更不用说人格的养成了。你有机会展示的,是打撞球的技术、投资股票的灵敏、避孕的花招、摆地摊的口才。这些东西。

  偏偏我认为,大学的一项重要的目标,应该是养成人格,而不只是“养人”而已。

  于是在这样的大学气氛里,我当然是关起大门过我的日子。所幸我念的大学,校园超级美丽,起码比美国好几家名校都美,让我能够以开阔的环境,做为自闭的居所。

  台湾当时的其它大学,也都不会比我念的学校高明多少。排名最前面的那几所,情况也许好一些,可以根据我这些年来,跟这些大学往来的经验,充其量也只能觉得,闪耀光芒的,通常只是精彩有魅力的个人,很少是一校在制度上展现的风华、在治学上展现的气派。

  台湾几十年来,政治大环境上,尚且关关卡卡、踉踉跄跄,在这种条件下,要求各大学卓然自成真理与知识之天堂,当然是奢求。

  回想政治戒严时期,似乎大学里还有机会让知识人略展不同标准的“风骨”,不像解严以后,大学变成资本化社会的育幼院,教室里,老师的行动电话与学生的呼叫器齐响;教室外,老师与学生成为同一家直销公司的上下线。这一方面有开发中国家的生猛,叫人为之失笑;另一方面,又令人无比惋惜,眼睁睁看见人生最珍贵的事物、与人生最美好的年华,就为了先赚到手那些钱,以致两相错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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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因为在台湾的大学,见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局面,所以我挑选研究所阶段的美国大学时,就特别注意这些学校从招生阶段开始,是否就已展现了不同的理念和风范。

  从大学阶段的英文系念完以后,我就知道文学不可以再往下念,再念势必会伤害我对文学海阔天空的信赖。

  因为已经确认:写东西必须靠自己,对这条路就暂且放下心来。当时左思右想,觉得电影这池二十世界的大浑水,是非要去沾惹一番才行的。写字毕竟已经会写,电影却完全不会拍,不趁此时练就武艺,更待何时?!

  下手一查美国各研究所概况,立刻发现老牌名校几乎全部不设研究所阶段的电影课程,原因无他,一言蔽之——他们觉得拍电影算不得是殿堂上的学问。

  就拿常春藤诸大盟校来说,当中就只有哥伦比亚大学一家,心不甘情不愿的设了一门“导演学与编剧学”的专业硕士学位,算是过滤掉拍电影过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术部分,当然,也同时节省了惊人的硬件器材费用。我还记得那时坐镇该研究所的,正是以《飞越杜鹃窝》和《阿玛迪斯》威镇影坛的大导演米洛斯福曼。

  其实不要说是雄罢美国东北角的这些老名校,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级的大校如普林斯敦、柏克莱、西北、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等等,也都最多只肯设立电影理论的相关研究所,没兴趣把拍电影的学问,开成专门的研究所。

  除了器材经费是一大顾虑之外,摆在第一位的,当然还是各校自我要求的学术标准。

  我是深爱电影之人,也确知电影已累积不少值得保存的文明精粹,对于这些名校的老大心态、沙文态度,当然不能完全同意。可是,这种拥学术传统以自重的精神,依然是我所尊崇的大学之风,只要治校理念明晰,照样为我所支持。

  不过这些名校近年颇受财务重压,为了多赚学费,也常常广开善门,大大放宽招生标准。只希望他们晚节能保,找到能兼顾募款与理念的治校高手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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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于是我申请研究所的方向当然也就转向一批较年轻的大学,这些大学中,也颇有几所名气大、而且电影研究所也够顶尖的学校。

  一般公认美国在电影摄制研究所方面排名最前的几名,无非就是下列这几家比来比去——

  位于好莱坞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、南加州大学、纽约大学、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。

  我在向这几所学校索取申请书与学校简介的时候,就开始发现各校不同的理念,而且各有根据,相映成趣。

  拿我后来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,我就发现他们虽然每年申请进入电影摄制研究所的人超过六百,而名额只得三十人,但他们在筛选时,却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,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,做最优先的考量。

  这种标准,使得我入学后,发现同班的研究生,分别具备了各式各样的有趣背景,有念经济系的、有念法律的,也有念历史、念人类学的。

  加州大学这样做的企图很明显——拍电影这件事,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,但你从创设期开始,就必须构思: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、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、如何使一家电影摄制的研究所,不至沦落为“职业训练班”?

  加州大学的第一步,就是免除了技术导向的包袱,仔细吸取各领域能为电影再加分的族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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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,当然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。像该校对我这样一个外国学生所知不多,就给了我学费全免的优惠;或者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;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;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类职位,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世的强硬原则。

  所以有些经历,都使我相信了大学理念,并非日趋缥缈的空谈,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课程设计、靠号召人力、靠资金运用来逐步架设完成的。

  我的性格,受困于体制的可能,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。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,我很扎实的受了惠,原因很简单——那个体制,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、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。

  大学之所以能“大”,大学之所以能“学”,都源于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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